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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   我的日記   “證明我爸是我爸”重出江湖,公證機構該負什么樣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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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我爸是我爸”重出江湖,公證機構該負什么樣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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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0-11-2 16:57:07 | 只看該作者 |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小塵4x/圖)
        近日“證明我爸是我爸”的超級難題重現江湖。事件的流程是這樣的:今年3月2日,廣東惠州的陳先生去銀行領取7萬余元存款,盡管有存單也知道密碼,但是不能通過銀行人臉識別系統,取款沒有成功。其實,這筆錢是屬于陳先生剛過世的父親的。
        得知這一情況后,銀行向陳先生指出這種情況屬于存款繼承,應向本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銀行機構所在地的公證機構申請辦理繼承權證明書,銀行憑此支付。就此,陳先生踏上了辦理繼承公證、證明“我爸是我爸”的漫漫征途。
        陳先生帶著能夠證明父子關系的戶口本到惠陽區公證處去辦理公證,但是公證處工作人員卻依然要求陳先生提供戶籍所在地派出所親屬關系證明。可是,派出所卻告訴陳先生親屬關系證明屬于公安部確定的“派出所、公安機關不再出具的18種證明”之一,不予辦理。
        陳先生第二次來到公證處說明派出所不予辦理關系證明的情況后,公證處說到派出所復印戶籍底冊也可以。陳先生再次來到派出所,但派出所以涉及個人隱私為由,不予辦理復印戶籍底冊。
        陳先生第三次到公證處,公證處說提供居委會開具的親屬關系證明也可以。陳先生又到居委會開親屬關系證明,居委會則說依據民政部規定,不予開具親屬關系證明。
        陳先生第四次來到公證處將情況說明,但公證處卻說沒有證明就無法辦理公證,此事就此陷入僵局。
        此事曝光后,引發了社會輿論的熱議,很多評論都把這一過程稱為“循環論證”,可是觀察整個流程,并沒有什么循環。
        陳先生的“證明我爸是我爸”的流程中,出現了四家機構,分別是銀行、公證處、派出所和居委會。其中,銀行要求陳先生按照存款繼承程序走完全合理,因為事實就是如此,程序是必要的。銀行要是聽信一面之詞就把老人的存款給別人,反而讓人懷疑其職業操守。而且,銀行是商業機構,沒有身份證明的調查職責和權限。
        派出所和居委會的拒開證明也無可指摘,既然上級部門已經做出了規定,違規開證明是強人所難了。
        問題的關鍵很明顯,給陳先生出難題的就是公證處。陳先生和所有普通人一樣,能夠出具證明其與逝者父子關系的核心證據就是戶口本。如果公證處認為這還不足以證明他們的父子關系,那么應該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二十九條,“公證機構對申請公證的事項以及當事人提供的證明材料,按照有關辦證規則需要核實或者對其有疑義的,應當進行核實,或者委托異地公證機構代為核實,有關單位或者個人應當依法予以協助。”
        顯然,惠陽區公證處對戶口本證明的親子關系存有疑義的話,有核實的義務,也有要求有關單位依法協助的權利。如果是公證機構向派出所提出檢視、復印戶籍底冊的要求,還存在“個人隱私”的問題嗎?然而,公證處的做法卻是讓申請人陳先生去三次碰壁。
        由此可見,“證明我爸是我爸”并不循環,無關論證,只關公證。
        在陳先生這個案例中,公證處的行為與行政審批流程無異。申請人將證據材料遞交上去,根據公證處的要求再進行補充,直至公證處認可后蓋章通過。然而,這并不是公證機構應該扮演的角色。公證本質上是一種司法服務業。“證明我爸是我爸”事件發生后,公眾批評相關政府機構缺乏服務意識,也包括了公證機構。不過,公證機構缺乏服務意識的問題,還需從機制上找原因。
        公證的起源非常古老,而且在很長時期內都是市場行為,政府并不介入。早在古羅馬時代,市場上就出現了“代書人”的行業,這些人有專門的法律文書知識,以書寫司法文書取酬為業。代書人要在文書上簽字,也就成了天然的證明人。這一證明服務的重要性逐漸超越了原來的代書服務,公證人行業就此誕生。
        基督教崛起后,各級教會也承攬公證業務,與“代書人”展開了競爭。封建時代后期,王權強化,政府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也加入了這場競爭。一系列嬗變最終形成了三大主流體系:法國的公證人屬于行政系統的國家官吏,由公證人協會統一管理。權力廣泛,涵蓋非爭議事項的處理。
        德國的公證人從屬于司法系統,法官可以兼任公證人,公證人沒有統一機構,均受所屬地區法院監督。
        英美的公證行為較為分散,根據契約性質不同,行政機構、審判機關均有證明的職權,律師提供公證服務更為普遍。公證員的職責僅限于證明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上的簽字,或證明并制作已由證人證言證實了的文書——最常見的就是律師辦理的遺囑公證。
        我國現行的公證體系接近法國的統一管理模式,但事業單位性質的公證機構較之法國的國家官吏、德國的審判機構的屬性都要弱勢。這或許也是我國公證機構在提供服務時較為消極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一相對弱勢的機構又具備了壟斷地位,沒有競爭機構的存在,服務意識很難提高。因此,我國的公證機構實際上既無心也無力提供高質量的司法證明服務。隨著我國民眾法律意識的成長,對公證服務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多。如何改善其服務能力和服務意愿,應該提上議事日程,這樣才能避免“證明我爸是我爸”的世界級難題反復出現。效仿法、德,把公證業務納入到正式的行政或司法序列中,將增加政府財政的支出,恐怕不適合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情。或許借鑒英美,允許具備相應資質的律所、律師提供公證服務,是更有性價比的選擇。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關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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